五八六 当代人所能见到最早的文字是陶文，但数量极少，甲骨文、金文才逐渐增多。认真研究各个时期的文字，就可得出文字结构、笔法不断简化的趋势。书法的简化趋势落后于文字的简化趋势，但是最终同步。这种趋势的推动者是权贵阶层。

　　五八七 书法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，知道好坏的和不知道好坏的。权贵阶层并不知道好坏，但有话语权。官府认为谁是罪犯谁就是罪犯，认为谁的字好就谁的字好。权威性无可怀疑。官府效率优先，书写者就会为追求效率而牺牲美感。初学者并不知道书法好坏，就对官府确立的范本进行认真学习。农耕时代，特别是早期农耕时代，就业渠道单一，到官府上班是唯一而且最佳选择，按官府要求练字，就业才有保障。

　　五八八 所谓贵族无非因富而贵，也不知书法好坏。要想富，靠官府。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是因各方面与官府一致，在书法的审美趣味方面当然不能例外，更何况大量作品是送给官府的。贵族对于书法的引导作用在于市场，如谁的作品拍卖价高，谁的赝品、仿品、仰慕者、好评、学生就多。范曾的画价高，朱军就拜在门下。

　　五八九 有人说，成功人士的唾沫都是真理，不成功人士说的真理也是唾沫。成功人士马云俨然人生导师。书法家也是常人，在书法的汪洋大海中也会迷失自己，也需要导师。大多数书法家在迷失方向之后以为受权贵追捧的就是好，因为，他们是成功人士，是精神导师。因此，书家们日复一日书写成功人士认为好的作品，以成功人士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，不是写自己所想写。也许，他们根本没有“自己”，更没有“所想写”。只有极少数书家在一片苍茫之中寻找正确的方法，写自己所想写。这就是黄宾虹说“一个时代书画家成千上万，有价值的仅几人而已”的原因。因此，老子感叹：“知我者希，则我者贵。”

　　五九〇 官府用汉字，贵族收藏书法。各行其道，才是正道。印文件用仿宋人，给领导写报告也是必须打印成仿宋体。有用书法印发文件的吗？用书法给领导写报告的吗？贵族的收藏与官府的文件用字一样，不就是收藏仿宋体？报纸用字就是文件用字，家里贴几张旧报纸就文化上档次了？汉字是工具，书法才是艺术。把工具挂书房、客厅里，显摆啥？

　　五九一 古时打印机尚未发明，汉字也罢，书法也罢，全用手写，而且工具一样，先用刀刻，后用毛笔。因此，官府迷糊了，贵族迷糊了，书法家也迷糊了。其实，除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几个周边国家，有把官府发布文件用字、报纸用字当艺术品收藏的吗？分明是把工具当作艺术。当代藏家把明清作品当宝贝，其实很多所的研究重点绕过《石鼓文》在金文。因为金文保留了更多的“民学”特征。吴昌硕没有“民学”“君学”的意识。这也许是吴昌硕的成就不及黄宾虹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五九二 官府对文字的改造非常积极，但也只限对篆、隶、楷三种书体。这是官方文件用字，就必须体现官方威仪，以增加官方的权威性，其实就是皇家美学的表现形式之一。对大篆的改造进行了漫长的时期，小篆的出现，结束了大篆的历史使命。

　　五九三 大篆改造到《石鼓文》时期已经相当规范了，可以视为阶段性成果。吴昌硕以前的篆书书家都在小篆的范围内做文章。吴昌硕临习《石鼓文》有成，彷佛横空出世。其实，吴昌硕临《石鼓文》相似度并不高。夏与参先生说：“吴昌硕临《石鼓文》，下笔千言，离题万里。”

　　五九四 黄宾虹认为中国书法有“民学”与“君学”之分。狭义的大篆《石鼓文》已具有明显的“君学”特征。吴昌硕对篆书的研究重点在《石鼓文》。黄宾虹对篆书的研究重点绕过《石鼓文》在金文。因为金文保留了更多的“民学”特征。吴昌硕没有“民学”“君学”的意识。这也许是吴昌硕的成就不及黄宾虹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五九五 小篆的产生是文字学上的重大进步。由小篆产生隶书，由隶书产生楷书和草书，由楷书产生行书。从此楷行隶篆草五体兼备，不再产生新的书体。小篆成为官用书体的时间不久就产生了隶书。

　　五九六 小篆属于“君学”范畴。陶文被改造成广义的大篆甲骨文、金文，又被改造成狭义的大篆《石鼓文》，最终成为小篆，是“君学”对“民学”不断进行改造的成果。

　　五九七 隶书产生之后，也有“民学”和“君学”之分。汉简、《石门颂》等属于“民学”范畴，而《史晨碑》、《乙瑛碑》等则属于“君学”范畴。隶书经过官方的不断改造，终于形成由蔡邕书丹的隶书“君学”顶峰之作《熹平石经》。

　　五九八 按现代通行解释，楷书“形体方正，画平直，可作楷模”，但楷书在产生之初并非如此，也是经过长期的演变而成。这个演变过程依然是一个“君学”对“民学”的改造过程。

　　五九九 楷书产生于汉末。“君学”对于楷书的改造，从楷书产生后不久就开始了。钟繇是这场改造运动中的先驱和杰出代表，后继者的杰出代表有王羲之、王献之。西晋灭亡，大批知识分子南渡，他们对楷书的改造成果也被带到南方。在南方，书法成为文人雅士的业务爱好，总体上形成了所谓“风流蕴籍”的风格。

　　六〇〇 当时的北方，战乱不止，求平安长生的心理更加炽烈，佛、道之学勃然兴盛。佛、道的宣传方法是以写经为一大功德。尤其佛学，凡新建寺塔、塑造佛像，必延聘文学之士，撰写文章以纪其事。或凿石以作碑碣，或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，一时间，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，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、立碑刻石。魏碑应运而生。谓作品，不过是那个时代的“旧报纸”。当然，当代的一些所谓名家大师的作品是“新报纸”。